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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媒介伦理研究现状 | 主题研究

2018年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全球媒体伦理规范译评》的著作,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牛静,该著作全面译评了世界各国的媒体伦理规范。此前牛静还和文华学院杜俊伟副教授合作编著了《全球主要国家媒体伦理规范》(双语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11月出版。


这两本著作通过对各个国家媒介伦理规范的呈现与评价,向我们全面展示了世界各国在媒介伦理规范方面的制度和所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对媒介伦理研究的空白,同时也给国内媒介伦理的相关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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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伦理相关主题的CSSCI论文发表年度趋势

国内对媒介伦理的研究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最早较为关注的是新闻伦理,随后对广告伦理、网络伦理、信息伦理等的研究相继展开。到21世纪初,媒介伦理研究开始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综合来看,其研究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1)对媒介伦理起源与概念的相关研究,如它的定义、逻辑起点、所属范畴、具体准则等;(2)从具体环境展开的研究,尤其以当前的网络与新媒体环境为重点,诸如新媒体环境下媒介伦理的失范与对策、网络媒介伦理中的文化冲突、自媒体传播伦理的认知框架、“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伦理悖论等;(3)从不同视角来看媒介伦理,目前已有的研究视角有媒介化社会视角、媒介融合视角、制度伦理视角、职业伦理视角以及全球化视角等;(4)从具体的传播内容或者事件来看媒介伦理,诸如“郭美美事件”、韩剧《匹诺曹》、“周一见”报道事件以及一些专题节目等;(5)对不同国家的媒介伦理相关实践与情况的研究,有探讨全球媒体伦理规范的共通准则和区域性准则的,也有针对具体的国际传播事件展开的。具体的内容及研究成果如下文所示。

1.概念及概念相关整体方面的研究


媒介伦理的概念不同于新闻伦理。新闻伦理译自Journalism Ethics;媒介伦理译自Media Ethics,又译为媒体伦理、传媒伦理。


具体来说,媒介伦理是系统研究大众传媒应当如何履行其职责,以及媒介从业人员在其媒介行为中对 “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认识与抉择等问题的,同时,媒介伦理也包涵体现新闻职业道德共识和价值观的规范和原则;新闻伦理则主要指新闻从业者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和处理新闻机构内外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或准则。对比来看,媒介伦理更多强调的是传媒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媒介伦理作为应运伦理学的一种,本身不是剥离的,它区别于理论伦理学,也与其相关。同时还与道德准则、职业伦理、社会发展等不可分割,所以对媒介伦理的认识也不能单方面来看。对媒介伦理概念以及内容的相关研究涉及到的主题有:媒介伦理如何界定、媒介伦理的所属、中国传媒伦理的历史分析等。

江作苏,李理.媒介伦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道德原则及职业实践[J].学术交流,2017(08):174-180.

牛静,刘丹.全球媒体伦理规范的共通准则和区域性准则——基于134篇媒体伦理规范文本的分析[J].新闻记者,2017(10):4-15.

展江,彭桂兵.从中庸之道到“无知之幕”:四种媒体伦理理论评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4(12):106-114.

郑根成,田海平.论传媒伦理的界定[J].伦理学研究,2007(05):78-81.

彭增军.从把关人到公民新闻:媒介伦理的社会化[J].新闻记者,2017(04):51-55.

张殿元.中国传媒伦理道德问题的历史考察[J].当代传播,2007(02):24-27.

强以华.语言伦理与媒体伦理[J].道德与文明,2011(01):30-33.

陈新平.大众传媒的道德冲突与伦理选择[J].当代传播,2013(01):16-18+38.

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论全球媒体伦理:探求真相[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9(06):131-140.

李鹏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介伦理的研究及其反思[J].伦理学研究,2007(05):82-88.


2.网络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网络、新媒体平台方兴未艾,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平台用户已达数亿。网络与新媒体在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诱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伦理与媒介伦理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进行伦理考量、伦理调适。

对这种环境下媒介伦理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主题:其一是媒介伦理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具体有社交媒体、自媒体、大数据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比如社交媒体上隐私侵犯、内容低俗的现象;其二是针对这种新的问题怎么办?研究主要是根据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构建新的媒介伦理的一些路径与机制,既有从传统伦理出发作出适应性改变的路径,也有为改变乱象而创建新的路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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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媒介伦理出现了什么问题而言,当前环境下媒介伦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媒体对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原则的失范,具体表现出来的问题有:虚假新闻、道德审判、网络暴力、隐私侵犯、舆论恐慌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商业利益的诱导、媒体从业者个人媒介素养的缺失等,但从内外因的角度来阐释,媒体本身是最大的原因。对当前媒介伦理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研究主要如下:

彭增军.传统与挑战:网络时代的媒介伦理[J].新闻记者,2017(03):31-34.

彭增军,陈刚.全球化与新媒体背景下媒介伦理中的文化冲突[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0(05):20-23.

蒋晓丽,杨珊.大数据时代媒介技术的伦理问责[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07):145-149.

范明献.自媒体传播伦理:特征、问题及认知框架[J].中国出版,2016(02):27-30.

宁丽丽.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倡导与道德干预:对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的访谈[J].国际新闻界,2017,39(10):45-54.

彭华新.社交媒体中的自发式“记者联盟”:身份、环境、伦理[J].国际新闻界,2017,39(07):149-168.

江作苏,黄欣欣.第三种现实:“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伦理悖论[J].当代传播,2017(04):52-53+96.

董庆文,贺鸣明.伦理道德的十字路口:数字媒体的新挑战[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0(05):16-19.

为解决当前环境下网络媒体与自媒体违背媒介伦理而进行的传播行为,国家于2017年6月1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并开始实施,6月初,“全民星探”、“中国第一狗仔卓伟”等违规账号已在全网多平台被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从事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

当然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约束,有研究就指出,既要有制度的约束和传播主体的自律,还要有强化职业教育的专门团队,以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为主,另外民间组织的监督也不可或缺。另外,很多研究对整个过程中各个主体的责任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强化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使自律意识成为媒体的基本认识;政府尝试放开管控,在确保媒体舆论导向正确的情况下,鼓励社会资本介入;构建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使社会大众积极参与进来。也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提供了重构媒介伦理规范的路径与方式,比如科技传播中发挥技术美德的引导作用,泛媒语境下着力形塑公民传播的责任伦理等。

丁婷婷.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伦理的重构[J].传媒,2017(12):85-87.

阿里木江·阿西尔,武磊磊.网络媒体传播伦理规则的建构[J].当代传播,2017(03):110-111.

曹漪那,杨珊.大数据时代的传播伦理责任多元论[J].新闻界,2016(03):42-46.

何苗,郑保章.新媒体时代科技传播的伦理失范与构建[J].学术论坛,2016,39(06):11-15+150.

唐爱平.当前媒介经营伦理失范的表现与治理[J].传媒,2016(20):87-89.

王贵亮.微博等新媒体中的伦理与规范初探[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03):73-76.

严三九,刘峰.试论新媒体时代的传媒伦理失范现象、原因和对策[J].新闻记者,2014(03):25-29.

陈绚.论如何建立中国新闻伦理规范体系[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7(06):63-71.

3.不同视角下的媒介伦理


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媒介伦理所呈现出的问题是不尽相同的,针对具体问题的策略以及反思也具有相对的独一性。

媒介化社会视角下,媒介伦理失衡表现在媒介职业伦理上的新媒介暴力、媒介行业伦理上的过度资本化、媒介社会伦理上的泛娱乐化。解决媒介化社会的伦理失衡问题需要从三个关系入手,即解决好媒介与人、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制度伦理视角下,新闻制度的道德水平决定了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的道德表现,新闻制度伦理是建构新闻职业美德的基石。另外,在新闻制度的制约下,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自律行为会促成新闻职业伦理的进一步完善。

在媒介融合视角下,网络媒体的节目主要呈现出三个伦理方面的问题,即节目大都以“秀” 作为内容的表现方式,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缺乏真实性;以大数据为内容生产以及审美体验的导向,忽略了平台之外用户的需求和审美体验,这是一种对人的不尊重;通过自媒体“小屏传播”的这种艺术呈现方式造成用户对传播内容的碎片化认知。

刘明洋,吕晓峰.媒介化社会视角下的新媒介伦理建构[J].山东社会科学,2017(08):113-118.

雒有谋.论新闻职业美德的生成机制——制度伦理的视角[J].编辑之友,2014(07):45-49.

李蓓.职业伦理视角下传媒伦理的社会功能[J].学术交流,2016(04):199-204.

张怀民,尚晶晶.全球化视阈下新媒体的伦理规范[J].学术交流,2014(04):212-215.

赵春光.媒介融合视阈下网络综艺节目的伦理反思[J].中国电视,2018(01):83-87.

4.具体传播实践中的媒介伦理


香港树仁大学魏永征教授有言:不应以图像展示尸体等死亡场面,是国际传媒界的通行准则。这就要求媒体以及媒体工作者在具体的新闻传播实践过程中要坚守媒介伦理,不能有任何的不当行为。但在现实中恰恰相反,媒体的传播实践与内容存在很多违背伦理的现象,这就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一个角度,即结合这些具体的案例与问题来谈媒介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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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这样几类主题:其一,从具体的传播内容来看媒介伦理失范的诱因,比如电视广告中广告主的利益;其二,从具体的社会事件与媒体对其的报道中来看媒介的价值倾向与伦理取向;其三,不同类型的新闻报道方式和传播方式中,媒介伦理有着怎样的“具体问题”。这三类主题当中的“具体内容”则包括了电视广告、电视剧、电视专题节目、电视直播节目、媒体报道的社会事件,以及隐性采访、他者报道、媒介叙事内容等。

洪瑶.从《匹诺曹》看媒体伦理失范的根源[J].当代电视,2015(03):38-39.

陈守湖.“郭美美事件”中的媒体价值和伦理反思[J].新闻界,2014(24):45-49.

余素琳.正面报道的媒体传播伦理探析——以报道广东“见义勇为”少女李舒舒事件为例[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30(04):105-107.

谢晓.传媒伦理的考量与选择——“周一见”报道的经过及思考[J].新闻记者,2014(05):39-42.

周少四.危机传播中的媒介伦理[J].湖南社会科学,2016(05):181-184.

曾庆江.溯源式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J].新闻界,2017(05):29-33.

唐佳梅.他者报道的伦理问题与解决路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11):60-69+126.

纪莉,黄豫.论国际传播中的全球新闻伦理的建构:思路与挑战[J].新闻大学,2014(05):1-7.

周海燕.重建新闻的公共性共识是否可能?——从近期的传媒伦理争议谈起[J].新闻记者,2015(03):42-47.

韩元.媒介伦理叙事与和谐社会建构刍议——以故事类电视专题节目为例[J].新闻记者,2011(06):84-86.

5.不同国家的媒介伦理相关问题


牛静的《全球媒介伦理规范评译》一书中共收录了79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伦理规范,这就说明每个国家的媒介伦理规范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此外,每个国家在探索媒介伦理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

梳理此类型的研究,主题可以分为三类来看:首先是对各个国家媒介伦理规范的文本分析,探讨其中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其次是从各个国家的社会事件或者媒介内容出发来探讨媒介伦理,比如美国大选中媒体的表现;最后是从某种视角出发,如全球化、世界主义视角等,分析不同国家的媒介伦理现象,包括环境因素在内的影响因素、遇到的困境等问题。

牛静,刘丹.全球媒体伦理规范的共通准则和区域性准则——基于134篇媒体伦理规范文本的分析[J].新闻记者,2017(10):4-15.

张昆.拓展媒体伦理研究的新空间——《全球媒体伦理规范译评》读后的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7(11):60-63.

韩鸿,彭璟.论智媒时代社交媒体的社会责任——对2016美国大选中Facebook假新闻事件的反思[J].新闻界,2017(05):86-93.

牛静.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全球媒介伦理的建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02):29-40+126.

江作苏,刘文军.期刊所涉媒介伦理极化的嵌顿现象思考——由《查理周刊》事件所缘起[J].出版发行研究,2015(06):28-32.

郭镇之.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4,36(06):6-15.


6.年度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

2013年开始,《新闻记者》杂志与上海市新闻道德委员会办公室合作,组织相关专家成立了“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探索新闻传播伦理案例数据库的建设,并于每年推出年度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


在每年的年度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中,都会选择10 项(类)有代表性的传媒伦理问题进行述评,这些案例的选择主要基于年度传媒伦理领域相关管理措施、理论研究、舆情热点等。

2017年报告中列举的10类案例具体如下:(1)四川《内江晚报》刊登的题为《盖新被穿新衣31户困难居民温暖过冬》中的报道差错与责任意识;(2)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韩大战中体育解说员的不当言论;(3)《刺死辱母者》报道及引发的舆情;(4)《北京日报》刊发的题为《艾滋病疫苗真的来了?》报道中对医学研究的拔高炒作;(5)《甘肃日报》武威记者站权力寻租的问题;(6)江歌案中机构媒体与自媒体的舆论生态;(7)安徽阜阳“滁新高速”车祸现场女主播微笑自拍;(8)《齐鲁晚报》记者公器私用,歪曲事实报道医疗事件;(9)《北京青年报》发布极限高空挑战者坠楼视频;(10)融合传播出现的新问题,如网络购物平台“绝味鸭脖”天猫旗舰店推出的带有低俗内容的营销海报。

报告旨在总结当年传媒实践当中的媒介伦理问题,并根据理论与实践提出相应的意见与观点。2017年的报告中,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与探讨后就对当前媒介伦理的认识提出:其一,挖掘事实、探求真相,是新闻媒体的第一准则,也是人们对媒体最基本的伦理期待;其二,真实、公正、准确等传统媒体时代的伦理基本准则在数字化环境下并未过时,甚至因为生产环境的透明、讨论场域的开放,而受到更大关注;其三,随着媒介融合的加速,职业边界的模糊,专业媒体、机构和公众之间更多时候是互相监督,共同协作的关系,共同生产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想象,因此有必要共享价值准则。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王侠.2017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J].新闻记者,2018(01):4-20.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报告课题组,周岩,王侠.2016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J].新闻记者,2017(02):4-16.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王侠.2015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J].新闻记者,2016(02):5-15.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王晶红,王侠.2014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J].新闻记者,2015(02):13-20.

上海市新闻道德委员会"2013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研究"课题组,张军芳,刘鹏.2013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J].新闻记者,2014(03):13-21.

此外,当前对媒介伦理的研究缺乏实证的分析,基本没有研究从具体的样本与数据出发来探讨媒介以及媒介行为中的伦理问题,这也给后续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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